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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追好梦——樊校长在第二场精尖成果报告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戴政委、同志们:

今晚基础部、医工系、附属一院、附属三院的七位教授,为精品战略第二战役第一年奉献了一场“精品之粹”。总后晋职班同志们来校后共参加了四场精品活动,如果说前三场中的“精新药物谈”是讲医疗,“博士论坛”是讲教学,“精读名品” 是讲科研,那么今晚就是医教研联合的一次高水平综合展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党都在总结。学校提出的任务是“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履行使命见成效,精品战略结硕果”。今天晚上展示的就是精品战略的硕果。

如果骨头受了伤,缺了骨头,请到西京骨科医院来,这里有国内独有的抗感染活性骨;如果得了肝硬化,投医无门,请到西京消化病医院来,这里有国内独有干细胞移植;如果牙齿长得不整齐,请到我们口腔医院来,他们有绝活,可以重塑一个个帅男靓女;如果缺了皮肤,也到口腔医院来,金岩教授可供你中国独有的人造皮肤;如果怀疑得了乳腺癌,请到我们医工系来,这里有中国独有的能查出4毫米大小乳腺癌的仪器;如果有疼痛难忍、求医无门的病人,可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基础部解剖教研室和医院的神经内、外科,他们联合发明的镇痛方法,可以让辗转不安、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病人解除痛苦、恢复平静;还有金伯泉教授,他找到了让世界认同的14个白细胞抗原,而且是以四医大命名的,是以FMU(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来命名的。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勇气,创造出这么多好的东西、能够用四医大的名字命名的成果展示给世界。金伯泉教授的这个FMU使我想到了一个故事。1985年我从日本学成回国,很快成功研制出一个很好的细胞系,我当时命名是FMC,文章写出来后有人去告我,说樊代明个人英雄主义太厉害,研制出来的细胞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叫FMC,就是Fandaiming Cell的缩写。政治协理员马上来给我做工作,让我注意影响,可告状的人不知道,我们第四军医大学那时的英文叫“Fourth Military Medical College”,FMC是第四军医大学的缩写啊!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嘛。

这几位教授,他们为学校奉献的是什么?刚才讲了,前年四医大拿了国家一等奖,是全国医学界唯一的;去年我们又拿了全国医学界唯一的国家一等奖,两次都是全国唯一。我们很看重这个“唯一”,因为得之不易。但是我们还有“大满贯”。什么叫“大满贯”呢?就是当年国家一等奖、军队科技一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陕西省科技一等奖,全都拿回来了。我们前年拿了7个一等奖,是“大满贯”,去年也是拿了7个一等奖,也是“大满贯”。就是把一等奖从国家到军队,再到省里全部拿到。我们没有二等奖,是因为四医大不报二等奖,不准报二等奖,因为它跟我们精品战略不相符。我非常看中这个“大满贯”!因为今年的军队一等、省级一等,明年又可去报国家一等。做出这样的成绩,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吗?当然不是。这是广大的四医大学者舍弃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舍弃了多少天伦之乐,以对四医大的忠诚,以“5+2”、“白加黑”的精神,为四医大献出的一颗颗滚烫的心!没有这些东西,四医大不可能在国内和国际上出声显影,没有这些成绩,四医大不可能立于世界大学之林。最近我们在号召大家学习后勤干部、后勤工人,号召学习“三嫂”。我也写过一个学习“三嫂”的感言,在这里我也要号召在座的全体同志们,包括我们后勤的同志们,也向我们科技战线上的“三嫂”们学习和致敬!

同志们,四医大如此亲睐学术、如此崇尚科学,会不会偏离教育育人的办学方向?是不是有一些小题大作?是不是抓住了芝麻丢掉了西瓜呢?大前天,在与晋职班学员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同志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医大提出来建设研究型的大学是不是有些不妥,因为大学是教学的,你去搞研究了,不是以教育为本、会不会影响以教育为中心。这在一般层面上的思考是对的,但在更深层次的思考恐怕就不全面了。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大学的由来开始。最初的大学是出现在欧洲,欧洲没有出现大学之前,是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有点像我们过去的私塾,但是他们发现如果把社会中的学人志士集中到一起来传授知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以对历史、对社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于是办了欧洲大学。那个时候的欧洲大学只是教学而已,包括以后的牛津大学开始也只是以教学为主,只是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慢慢地他们发现社会上这些学人志士越吸收越少了,知识也越来越少了,而真正的大学正好是大学者们集中的地方,也正是创造知识最好的地方。后来,德国的柏林大学开创了大学不仅传承知识,更要创造知识之先河。于是柏林大学成了研究型大学,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牛津大学。以后美国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向柏林大学学习,成了世界上几所著名的大学之一。后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也随潮流把自己办成了研究型大学。可以这样讲,现在世界上排名前50位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研究型大学。

在我们国家,目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还没有。我们传授的多数的知识,特别是医学知识,都是从国外的书本上拷过来的,不但不很完整,有的比人家晚了5~10年。第四军医大学为什么要提建“研究型大学”?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但现在的水平还不够,我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奋斗,这是一个长期的路程,是我们正在走的路程,也是用不着再去争论的一个话题。在大学建立和建设上,我们中国欠债很多,而且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大家知道,大学引进中国也就一、二百年左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就一百年多一点。在此之前也有少数的学校,但不叫大学,比如说岳麓书院,大致有1000年的历史。更多的是私塾,是分散的。但历史上还出现了不少成就,比如说四大发明。因为那时学者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精神是独立的,那时学校绝对没有的行政化。以后国民党也办了很多大学,有些大学还出了一些人才,比如说西南联大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时蒋介石很喜欢当校长,全国的很多学校都是蒋介石当校长,大学行政化很严重,但蒋介石忙不过来,可能真正管得不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开始办大学。应该说从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教育界、教育事业确确实实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教育事业和一切事业的发展,这是必须承认的。但是我们也走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曾经被说成是封、资、修的17年。当时我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没有错,绝对正确。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左,每一次运动来了,都是把知识分子揪上台挨批受斗,不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是教育成了无产阶级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本身是很好的,结果把知识分子、大学的教授赶到农村去,办了五七干校、“六二六”大学。有些学者认为那个时候是泛政治化,就是扩大了的政治化。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就成了革命化,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打击,不仅仅是上五七干校、扫厕所,还把所有初、高中学生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不办了。当时的四医大,很多能人居然被转业,包括我们的鞠躬院士,还有陆增祺副部长,今晚第一个报告人金伯泉教授也是被转业的对象,左到何种程度啊?当时我们的杨鼎成校长说,你们要他们转业,我给总后打电话,一定要把他们留下来。这才有了金教授,才有了鞠躬院士,才有了陆增祺部长。1978年一声春雷,共产党拨乱反正,给科学教育界带来了春天。有三个伟人,提出了三个论断,好得很。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知识分子翻身了,有身份了,是掌握第一生产力的人;江泽民同志提倡“科教兴国”,国家要发展靠什么?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教育,那么从事科学和教育的人是什么?那是完成兴国大计的根本。胡主席提出“要建立创新型的国家”,把创新提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高度来认识,好啊!由此一次又一次推动了我们教育的大发展、科技的大发展。在最近10年里,我们的教育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现在不多讲。比如说2009年毕业的大学生和过去还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加起来是1000万人,1000万人到哪里找这么多工作,这是一个“多”;第二是一个 “少”,就是大量的企业工厂,包括机关需要大量人才,但是这些大学生去要应聘的话,他们达不到要求的水平,符合要求的人少,成了这个样子。我看了一个材料,说是有32个学新闻的大学生去一个新闻单位应聘,结果一个都没被录取,因为他们不会写文章。就像搞医学的,连个解剖的尸体都没看过,怎么能行呢。我们一批又一批拷贝出来的低水平的大学生水平达不到,社会的要求而且还高不成低不就,现在的矛盾是什么?是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观念之间的矛盾,是国家急需高水平的人才与我们教育能力低下之间的矛盾。如果说现在再来理解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它和单纯教学型的大学不一样,教学型的大学是把人家已经有了的知识。教给学生,用教科书来传授知识。而研究型大学除了教学型大学所能做的事以外,就是要创造自己的知识、创造新的知识,然后传给自己的弟子,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要比其他学校的学生高一筹,这样教育出来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是可以指导其他大学大学生的大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是可以指导其他大学研究生的研究生。我们第四军医大学应该有这样的气魄,那么如何完成这样的使命呢?

第一是胆略。我们四医大党委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能够紧随时代的潮流迎接教育改革这场浪潮,借机推进自己。我们要敢为天下先,谁变在前头,谁就是创新。我们就是要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促进我们学校的科学发展。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四医大的人都是或都应该是共产党的好儿女,知识分子也是。我们要有自己的风格,不能“千校一面,千生一模”,最后还能发展吗?人人都会揉馒头,没有一个人会做包子,这个世界上还有包子吗?共产党员要创新,我还是那句老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普通党员,党还没叫干啥就去干个啥,干出来一个啥,是党将来要叫大家去干的那个啥,这才是优秀共产党员。

给大家讲个真实事例,英国有一个地区从来没人考上英国牛津大学,那年终于有一个女孩考上了,整个地区沸腾了,要去上。结果到牛津大学面试,教授认为她不适合上牛津大学。这个地区的行政官员找到了教育大臣,教育大臣去向牛津大学求情,不行。教育大臣再去找首相布莱尔,布莱尔去求情,还是不行。布莱尔嘟囔了两句,原本要聘请布莱尔为牛津大学的博士,最后牛津大学教授会讨论不再聘他为博士。再讲一个哈佛大学的故事,基辛格要到哈佛大学去就职,基辛格厉害啊,我要是校长早就把他收了。可是哈佛不行,哈佛大学说只要在政府从事两届的官员,都不行,他正好当了两届国务卿。哈佛大学有一次校庆要请里根总统去给他们捧场,里根借机想要当名誉博士,这在我国会求之不得,但哈佛教授会说不行,他不够资格。里根说你不答应我就不来,不来就不来,校庆照开。这就是忠于科学,忠于学术,这就是依法治校。但是这样是不是就是对国家不忠、对民族不忠呢?不,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两所名牌大学认认真真地忠于了她们各自的国家,认认真真地忠于了她们各自的民族,她们为各自的国家培养了大量合格的人才,为各自的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知识和财富,由此推动了各自国家高效优质地发展,为各自的民族交了一份十分合格的答卷。前年和去年都有违规给我们送学生的,600分以上的不让投来,555分的开后门送来,前年我和孙政委顶住了,去年我和戴政委也把他顶住了,这就是四医大的风格,这就是胆略。

第二是战略。光有胆略,“胆大包天”,那你干不了事,要有战略。一个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很多大学换了好几代人,到最后连自己是干什么的、怎么干的都说不出来。所以,一个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方略,发展方略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对这个学校的发展起引领和促进作用,要为全校多数教职员工共识且具有长远指导作用。我们的精品战略经过了6年多的时间考验,现在还在不断完善。精品战略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成就我们有目共睹。现在到了第二战役,第二战役怎么打呢?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第二战役中全面、快速、高质量地提高四医大人的素质和本领,包括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授和我们的行政干部,都要全面地提高,都要快速地提高,都要高质量地提高。这个素质和本领的提高靠什么?要靠教育,不仅要靠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要靠老师对自己的教育,也要靠学生对自己的教育。那么要怎么做呢?要学习别人的经验,学习别人好的东西,剑桥一个大学能拿81个诺贝尔奖,肯定有他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好的东西学过来,这就是我们近期提出的教育国际化。教育国际化是精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品战略的深化和推进,是精品战略在教学领域的生动实践。教育国际化已经在全校范围内讨论了很长时间了,书也快出来了,理论上认识基本统一,实践具体怎么做,需要在精品战略第二战役10年的时间去做。那时我已不是校长了,但我深信大家一定能做得很好的。

第三是策略。要把学校建设搞上去,光有胆略和战略是不行的,要有策略。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能粗心大意”。第一要克服半途心态。人们常说半途而废,有一个张三爬山的故事,张三看那个山那么高,他没有信心,爬不上去,指导者说,那山4000米,你爬2000米就行了,爬一半就行了,然后给他一个海拔计。他开始爬,一般人失败就失败在一半,一般是半途而废,废在半途。先对他要求爬4000米然后他开始爬,边爬边看海拔计,结果爬到2000米就到山头了,这个山本来就2000米。第二是激励,什么激励呢?在这个山上1000米到2000米途中不断放一些奖金(我指的不是真正的奖金),100米时如果放100元,200米就400元,500米就500元,他越爬越高兴,最后就爬上去了,这叫激励。第三是激将,什么叫激将法呢?你告诉他,在这个团队中那个很瘦弱的,腿比你短,身体还不如你好的,人家都翻过了这座山,看你长这么高,这么壮,一定能爬上去。这就叫激将法……

类似策略很多,策略对了,事能办成,梦能成真。对不同的人要采用不同的策略,我至少可以讲10种,今晚没有那么多时间,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